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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甸首任县委书记杨善洲同志大胆探索、勤劳苦干的精神开创了施甸农业、林业、水利、畜牧、教育、文化事业发展的新篇章，为施甸后来调整产业结构、发展工业、多种经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采访对象：蒋燎原，1954年5月生。1989年至1992年任中共施甸县委办公副主任；1993年至1999年任甸阳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；1999年至2004年任中共施甸县委宣传部副部长（正科级）；2005年至2011年任施甸县文联主席；2012年至2013年调中共施甸县委宣传部工作。2014年6月退休。

采 访 组：罗春莉 刘晓静 周波 张原华

采访日期：2021年12月26日

采访地点：蒋燎原同志家中

采访组：杨善洲同志重视农业生产，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，他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，如何抓水利建设？

蒋燎原：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，施甸县委大力开展旱涝保收、水稻高产的基本农田建设，增强其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。

一是兴修水库。1964年，全县共投入劳力12000人进行水利建设。在摆马、摆田、西强、老麦等公社，新修水库9座，扩修水库坝塘36座，新修引水沟15条；加固了蒋家寨、渔洞等11个水库、塘5个，扩修水沟374条；在施甸河、姚关河，组织了4200人大干了90天，修造了人们多年想修建的6条灌溉河，交通两用水闸，疏通河道22条；在山区新挖防洪沟215条，1964年，总计新修工程245件，扩修整修432件，合计677件。由于上述工程的完成，全年大春增加灌溉4000亩，改善1.2万亩，共计收益1.6万亩。

二是治理施甸河。施甸坝是我县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，有耕地7万多亩，其中稻田4.6万多亩。水稻产量每亩单产最高1300斤，一般700—900斤，平均600斤。但是仁和、保场、银川、大竹棚公社有5个海子，由于地势低平，雨季洪水汇集一时无法排除，造成涝灾。一般涝灾年间坝区6000多亩稻田，单产只有200—300斤，严重灾情时产量只有100斤左右，少部份根本没有收成。此外，涝区灾田根本无法播种小春，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。

施甸建县后，县委县政府把治理施甸大河作为重点工程，先后开展了三期工程。第一期工程于1963年冬季至1964年春季进行，主要是清除河床泥沙、拆除土坝、修补加固河堤、疏通河床；第二期工程于1964年冬季至1965年年底进行，主要是改弯截直、扩宽河床、修建桥闸、疏通和续修排涝沟；第三期工程于1965年至1966年进行，主要是在老邓桥段“大截方”。在施工期间，杨善洲书记亲自挂帅，深入工地作了具体指示，对治理方案和施工计划作了反复的研究和讨论。三期工程历时4年，截直河道弯子6处，长1500多米、扩宽河床3段，长1000多米、新建桥闸6座、扩建1座、石拱大桥1座，河底隧洞3个，延长排涝沟1条，长1847米。上述工程初步改善了施甸大河防洪抗旱的条件，减轻涝灾8490亩，改善灌溉2万多亩，改造锈水田6000多亩，绿化河堤17公里。

采访组：在粮食生产丰产丰收后，杨善洲同志如何让群众的生活变得更好一些呢?

蒋燎原：杨善洲同志走乡串寨，进村入户，根据施甸的地域实际，带领群众开展多种经营。

一是发展林业。建县初期，施甸没有国营林场，1963年，杨善洲同志通过多次向上争取，建起东岳庙苗圃，有育苗地8亩；建起国营摩苍寺林场，开始造林绿化荒山，至1967年止，累计营造华山松6100亩，云南松、核桃、黄柏、桉树等1200苗，建苹果园1个，面积8亩。他平时下乡总爱随身携带一把“嫁接刀”，见到优良的果树品种，就随手剪下一杈树枝带回来用于水果品种改良。他用工作的空余时间收集桃子核、丁香核等种子，种在罗街的试验田里，用于以后嫁接果树。杨善洲同志发动各部门在施甸河两旁植树，为树立榜样作用，以县委带头，从老气象站开始，种到了角里村。在其后的几年里，施甸河两岸家家户户种起了竹子。竹子全身都是宝，群众通过自己的巧手编成篮子、帽子、扁担等农具支持生产，还成立起手工作坊，农民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。

二是发展茶叶。施甸有优越的自然资源，种茶历史悠久，但面积少，产量低。1962年底，施甸仅有茶叶面积1013亩。1964年，县委在大营盘山、团树山、人民寺山试验种茶30亩，各区试验种茶33亩，各公社试验种茶65亩，带动全县当年新植茶叶2500亩。1965年，层层大办样板茶园，县委在七○七办样板茶园，带动全县掀起高潮，当年新植茶叶6000亩，年末全县茶叶面积达万亩。时任云南省长周兴到施甸视察工作，看了七○七样板茶园后动情地说：“逛昆明翠湖，还不如逛施甸七○七茶园！”1966年，全县继续新植茶叶5994亩，年末共有茶园面积1.59万亩。

三是发展甘蔗。杨善洲同志号召发展甘蔗生产。1963年，甘蔗种植面积为3000亩，总产达到4805吨，逐年提高。最初的蔗糖生产采用土法，红糖生产仍沿用水牛拉木榨，铁锅煮熬的老办法。1963年布局红糖生产，先后建旧城、老坝窝、大田坝、芒麦、里来等10个县属地方国营机制红糖厂，并逐渐改用蒸汽煮炼，提高了制糖效率。为了规范生产队小企业的经营，他规定，甘蔗一律不准上市，棉花、油料、麻不准上市，凡是常年搞手工业的，要集体经营，小组单独核算，生产队统一分配。这样就保证了公平，多劳多得，农民手上有了更多的票证可以到供销社采购日常用品。

四是其它经济作物。杨善洲同志还号召旧城、由旺等坝区种植棉花、麻等原材料，当时的县农科组在旧城把草棉改为陆地棉，最高亩产达到120公斤。杨善洲在农业会上的发言中提到，“棉花计划3000亩，只要能种的都种上一两亩，土棉种子各地都清理一下，尽量种”。

采访组：生猪是施甸的传统畜牧业之一，杨善洲同志在畜牧生产方面有哪些举措？

蒋燎原：杨善洲同志结合地域实际，千方百计发展畜牧业。1963年，全县生猪存栏9万多头，出栏3万多头。经过全县人民的努力，1964年取得大牲畜增长一成，其中水牛840头，黄牛3300头，马660匹，骡子280匹，山绵羊2800只的好成绩。

一是引进良种。在下乡调研过程中，杨善洲同志发现本地猪主要是山猪和架子猪，缺少长得快的肥猪品种，1963年，他派人到外地引进荣昌猪、内江猪、约克猪、巴克夏猪等品种，在坝区养殖，并开始注意选良种大牲畜（牛、大马、骡子、驴等）。对引进的大牲畜通过技术改良，让其尽快适应农业耕作。1963—1964年期间，杨善洲带领大家在罗街建立种桑养蚕试验田，让生产队长从保山买来一批新的鸡、鸭品种，利用桑树下面的空间发展家禽养殖，不仅能除草添粪肥，还能增加收入，一举两得。

二是政策奖励。施甸的冬天，有些山区非常冷，做好牲畜的过冬尤为重要，县委要求做好饲料的储备，除大春季节由生产队统一留出部分糯谷做为冬季给老牛、孕畜和三类型瘦牛加喂稀饭催膘壮补外，一次留料，为牲畜过冬打下了物质基础。

继续贯彻畜牧政策，实行母畜公有私养，分配到户。在坚持国家奖励政策的基础上又通过集体讨论制订了新的奖励制度。如，繁殖分成奖，即每母畜每产1胎幼仔，即可得到相应的工分。据原来的水长公社平场子大队村民回忆，凡是认真饲养，每产1头小牲畜，除按规定向国家领取奖励粮食外，生产队还给予“两奖”，即产1头小水牛奖给9元，产1头小黄牛奖励4.5元。除此以外，还有评膘奖，按照牲畜的大小给予兑现国家粮食。社员张荣精心饲养1头水牛，随时膘肥体壮，耕起地来效率高。生产队曾几次在大会上表扬了张荣，杨善洲同志号召大家向先进典型学习。县供销社还在东西两山区举办大牲畜等物资交流会。这些措施，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。

由于大牲畜一般一次只生一胎，技术落后，幼仔的成活率不高。杨善洲同志总会抽出时间到农民家里询问，安排技术员帮助农民选留优良种畜。对幼仔精心照顾，喂嫩草，喂热水，有的社员还无偿拿出鸡蛋、蜂蜜喂牛。早出晚归，圈干食饱。并合理解决报酬，调动放牛人的积极性。

三是疫病防治。1963年，成立了县畜牧兽医站，属县农林科。1964年建立了5个中心兽医站，5个兽医联合诊所，共28人。兴办兽医训练班，培训公社、大队兽医防疫员。还建立临时性和季节性的防疫队伍，杨善洲同志要求兽医要定期到农户家里给牲畜注射疫苗，做好预防。1964年，以猪瘟疫苗为主的全县5个区95个公社内全面开展各种疫苗的防疫注射，共注射大小牲畜111217头，密度达80%。

1964年7月，保山、昌宁、镇康发生口蹄疫，县委立即发出通知要求由旺、水长、小官市、老麦3个公社的84个生产队做好防疫，在主要交通路口设检疫站22个，由所属坝区的22个生产队在合理解决了工分报酬的前提下，抽出专人22人长期看守，确保防疫工作万无一失。

为做好囤肥积肥工作，杨善洲同志要求在畜牧业上按计划分配到户，他自己也带头拾猪粪、马粪。他说，对完成国家任务各级都有责，要促进增加育肥量，促进群众卖山猪，促进公社养母猪，解决来年猪源。畜牧业的发展给农业生产有力的支撑，1964年，平均每亩施肥在1963年基础上增肥3—5担，促进了粮食增产，由1963年的8300万斤增加到9200万斤。直到今天，施甸的生猪养殖都远近闻名。

采访组：杨善洲同志作为班长，对施甸文化教育事业提出了哪些发展思路？

蒋燎原：上个世纪50年代，经济发展落后，左倾思潮泛滥，再加上饥饿蔓延，学生无心上学，整个教育处于混乱之中。“我们连饭都吃不饱，还读什么书？”这是当时群众常说的一句话。

一是教育要“两条腿走路”。杨善洲书记认真贯彻中央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八字方针，将国家办学、集体办学和个人办学并举、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并举、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、全日制教育与半工半读、业余学校并举等方针。在机关干部纷纷参与支农时，杨善洲书记提出要求：全县教师要以教书育人为重点，不参与支农活动。严格落实教材必须照规定时间上完，课本上的作业必须全部完成，各种作业必须全批全改的三项规定。这段时间，教师能潜心教学，学生能安心读书，学校运转正常，教学秩序井然。在学校的操场乃至校舍被当地生产队和社员长期利用和占用时，杨善洲书记作出批示：为确保教学的正常开展，平时，生产队要尽量方便学校，照顾儿童有一定的体育活动场所，已占用的学校操场和生产地要退还给学校；对没有活动场所的学校，生产队要划给学校一定的生产地，方便学校开展劳动教学。据史料表明：1964年，施甸城郊的38所公立小学，平均每班有地一分五以上。还从十分有限的财政中设立了助学金（即每生每年补助2元），很多学生靠助学金完成学业。

二是创办耕读小学。为了尽快地普及小学教育，在办好全日制小学之际，1965年，施甸县创办了半工半读的简易学校，专门面向在家放猪、牛、羊、马，领弟弟、妹妹和守家的孩子。按照“因陋就简，勤俭办学”的原则，学校的教室大多是利用生产队的公房，有的队没有公房，就向群众借用，适当地给予报酬。在所选的民师中，95％都是贫下中农，高小毕业，基本能胜任简易小学的工作。在报酬上力求合理，一般采取按同等劳动或稍高于同等劳动力记工分，由生产队会计按月登记，放假没有工分，如遇老师外出学习或开会，生产队不仅给工分，每天还补贴2—3角伙食费。学校办公经费，由生产队公益金中以每月1元的标准发放。有的村还开办了“牧童识字班”，即早上读书，白天放牛。简易小学的创办既促进了生产，又方便了群众，较好地解决了贫下中农子女入学的困难。据统计，施甸县共创办简易小学505 所，就读学生15020人。

三是创办农业中学。为了让更多的农家子女接受再教育，杨善洲书记作出指示，在各公社开办农业中学来培养所需的人才。1963年，施甸县第一所农业中学在银川何家寺开办了，继而在太平、水长、由旺等地也开办农中16所，农中的兴办为社会输送了一批急需人才。

四是开展扫盲运动。当时，施甸80%的农民都是文盲，有的钱币大、小不分，记数数火柴棒，还有的往来收支账，用红豆、黄豆、绿豆标记计算……面对这样的现实，1963年，施甸县开展了一场以“识文断字”为主要内容的扫盲运动。“富人读书，穷人喂猪，我们主要就是盘田种地，学不学文化都不重要。”群众抱有这种想法，扫盲工作难以开展。于是，杨善洲书记走到田间地头，向群众宣传知识文化的重要性，激发群众的学习激情。他们白天参加生产劳动，晚上提着洋灯、拿着纸笔自觉地学习。据统计，共有1400 名群众脱盲。

五是发展文化事业。1963年，全国上下狠抓粮食生产，杨善洲老书记严把建房用地审批关，就连县委机关的办公地点都设在荷叶寺，但老书记却批准建设县文化馆，建立施甸新华书店，组建电影放映队，成立县广播站和文化工作队。经常深入各村去放电影、文艺演出、销售图书、展览图片……一些老人说：“那时没有电视，只要听说哪个村放电影，就会带上全家老小，不管走多远都要去。”